1930年出生，曾就读于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。毕业后进入新中国外交界，曾任驻“保卫世界和平大会”外交官，并在此期间和同事、后为欧洲研究大家的陈乐民相识、相恋、结婚。改革开放后，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、所长，是中美关系学科的奠基人之一。退休后，她致力于基于中西文化比较下的常识普及工作，代表作有《资中筠自选集》《老生常谈》《美国十讲》等。

思想者最富有

有缘得识资先生，还是沾了我“老板”的光：10年前，在法国从事出版业工作的陈丰找到我，准备出版《受活》法文版。更令我高兴的，是“我妈挺喜欢你的小说”。陈丰是陈乐民、资中筠二位的“女公子”。资先生即便仅是在文学界，也是令我敬仰的长辈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她翻译的《廊桥遗梦》不知曾滋养了多少西学贫乏的文学青年。

等登堂入室成了她家座上宾，我才发现：文学翻译家真的只是资先生各种“家”身份里，最不重要的那个。《廊桥遗梦》洛阳纸贵，反而让她高兴不起来。她一直不愿承认自己是译者，也不把它列入自己的著作表。“我做了那么多工作，哪本书都比这本作为休闲译着玩的重要”。

每当阳光明媚的午后造访“芳古园陋室”，坐在陈乐民先生手书的“少无适俗韵”横幅下，一杯红茶、两块点心。几句金玉良言，真是如坐春风。若是有幸聆听资先生弹钢琴，那就是神仙般的享受。先生出身天津英租界的名门，拿今天的话说，算是标准“白富美”，童子功加上天赋，高中时她就曾举办过独奏会。

但这几年，先生坐在钢琴前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倒越来越多，每天起码要坐6个小时以上。“就我自己的兴趣，我希望过得更平静，但现在，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。”资先生念兹在兹的正是中国社会现实问题，“我得抓紧时间，把更多的想法写下来，告诉年轻人。”

因为独立，更加美丽

先生从不讳言，自己也走过弯路，比如主动和出身划清界限、自觉接受“洗澡”。即便如此，先生在同代人里也是自我觉醒最早者。

这和她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。“文革”前中国之穷困今人无法想象，接待却不惜血本，“请来的人吃住都是中国出钱，而且大多是左派，只会说好话，不会说坏话”。陪外宾或是驻外，可以名正言顺吃大鱼大肉、抽好烟喝好酒，别人为此欣然受之，甚至洋洋得意。

先生既为不能和劳苦大众同甘共苦，还享用其血汗而深感羞耻，也深感作为知识分子，独立和自由的思考是何等重要。

先生最不愿意戴的一顶帽子总是被戴——“毛泽东、周恩来的翻译”，有时还送一顶“接待过尼克松访华”。“外交工作有严格纪律，‘此身非我有’，工作不是自选的，且属于临时应命，绝非专任”。让她不舒服的倒不是自己早年的工作，而是知识分子阶层“颂圣”传统的阴魂不散，“好像别的都不重要，就是为大人物服务过重要。一个人的身价不会随着他为之服务的人的身份而提高”。

“我追求的是自己独立作出的贡献”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资先生就主动“独立”了。国家那会儿开始重视知识分子了，又是老外交官，让她去当大使?不去，反而主动申请去研究所，“以读、写为业”。她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，都是自己应聘的。但她最开心的还是退休后——连所长都不是了——因为彻底“我笔归我有”了。

这一卓绝的风骨，恐怕还是离不开家庭因素。在她的回忆中，父亲资老先生就是那个时代标准的银行家：做事规矩廉洁，即便是私人企业，公私也分得很清。她母亲也是位值得尊敬的“女先生”，就读和任教的学校，都是倡导实业救国、科学救国、妇女解放的黄炎培先生创办的女子职业学校。先生两位妹妹，一个是舞蹈家，一个是科学家，和大姐一样都是自己业内响当当的大家。

出身高贵

先生出身高贵，但她本人其实不太喜欢名媛的称呼，因为这往往意味着穿梭于男人之间的交际花。

“电影里面，一说到民国上层家庭的女性，在家里就珠光宝气、绫罗绸缎。这在当时其实被认为是不好的风气。特别是上层有教养的家庭，女子没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”。

5年前的冬天，陈先生撒手人寰，那之前我也曾帮忙跑前跑后，目睹了老太太有多么心力交瘁。从八宝山回来头几天，我们谁也没主动去打扰先生。直到几天后，有人忍不住：“老太太能过得去吗?咱们还是去看看吧。”

硬着头皮一路前往方庄，还没出电梯，忐忑便一扫而光。因为他家的方向，传来了熟悉而欢快的钢琴声。

阿姨给开门后：占满四壁的书柜里，夫妇二人的专著整整齐齐、一本不乱;桌案上，方方正正地展开着陈先生亲手挥洒的书画;沁人心脾的芬芳，则来自环绕钢琴四周，那生机盎然、得到精心照料的花草;女主人一袭从少女时代就最爱的淡蓝色衣衫，腰板笔直端坐琴前……

前不久因为我的杂事多，有段时间没去看先生，聆听先生当面教诲了;听说老人家又出了《老生常谈》，我也要抓紧学习了。在先生面前，我就是个精神上患严重腰间盘突出的可怜病虫。而先生给我的最大恩惠，就是只要她一出现我就能马上自觉：腰疼作家，快把你的腰杆再挺直点儿吧!